很多人力资源公司都说：灵活用工是下一个风口。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
劳务派遣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美国共有约2万家企业提供灵活用工服务，每周有超过320万名员工为灵活用工服务企业工作，还有更多零散的自由职业者未计入其中。
2015年美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便已超过1264亿美元，是我国2016年市场份额的近4倍。
据 CIETT（民间职介国际同盟）数据显示，全球人力资源市场收入构成中，灵活用工占比高达70％，市场规模近3万亿人民币。
2017年，日本“灵活用工”在人力资源行业中占比已到42%，美国紧随其后，占比32%。而中国的“灵活用工”的构成仅占到人力资源行业的9%，与日本和美国相比差距较大。
日本与中国的人口结构相似，催生了 Dip Corp 这家主打灵活用工的公司，从2013年到2016年，短短3年时间股票增长50倍，市值飙升至120亿人民币。
中国劳动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10倍，但灵活用工市场还未诞生巨头。由此，灵活用工被中国的人力资源公司们视为下一个风口。
在去年的“ CEO 说——首届中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 CEO 学习大会”上，全球人力资源公司TOP4及中国人力资源公司的TOP3，在他们的业务收入及利润中，灵活用工的占比都超过50%。
确实，在劳务派遣人数受国家政策限制（不超过企业用工总量的10%）后，中国这两三年的“灵活用工”业务大量取代劳务派遣，已经取得大面积丰收。
除了招聘外包、劳务派遣，又一个新的用工概念要火？
反方认为，灵活用工=劳务派遣=不缴或少缴社保=不合规，走不远。
针对灵活用工，另一种观点不在少数：灵活用工本质上就是劳务派遣，而在中国市场上已经被部分“妖魔化”的劳务派遣，则是不合规的代名词。
对于“灵活用工”问题，广东省总工会原巡视员、党组成员孔祥鸿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就提出，一旦法律放开“灵活用工”，就会大量出现签订短期合同，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临时工的现象，包括国企也不例外。
针对原财政部楼继伟部长批评劳动合同法的观点，孔祥鸿认为有合理性，但前提是企业要高度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这已经被我们前几年的用工情况所证明了，我认为这种情况（放开灵活用工）在中国还不行，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同工不同酬、上升‘天花板’、工伤事故多，这是使用劳务派遣工、签订短期劳动合同损害职工最严重的三个问题。”
劳达也有律师认为，不论是冠之以何种称谓包装的“灵活用工”，用工的总成本与总风险，与传统用工相比，是完全相同的，区别无非就是成本与风险从一家企业分散到两家或更多家企业来扛而已。
灵活用工究竟该如何定义？
虽然灵活用工已经在市场被广泛运用，但在我国法律上，灵活用工尚未有明确的定义。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关于我国灵活就业情况的统计分析》曾把灵活就业人员区分为以下三部分：
（1）自营劳动者: 包括自我雇佣者（自谋职业）和以个人身份从事职业活动的自由职业者等。
（2）家庭帮工：即那些帮助家庭成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
（3）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主要是指非全时工、季节工、劳务承包工、劳务派遣工、家庭小时工等一般劳动者。
这种分类，主要是从劳动者就业的角度出发。按照这个定义，可以推定出，灵活用工是相对于正规用工（全日制劳动关系）而言的一种用工形式，即除全日制劳动关系以外的其它所有用工形式。
这概念有点大。过大的定义，对于有关部门制定后续政策（包括灵活用工的规范性文件、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医保等），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在上海外服集团《2017灵活用工业务现状与趋势报告》中，提出基于对“灵活”一词的不同理解，灵活用工包含以非全日制用工为代表的时间上的灵活、以劳务派遣为代表的雇佣形式上的灵活，以及以业务外包为代表的服务形态上的灵活。
这份报告对“灵活用工”的界定相对严谨很多。简单归纳，灵活用工指劳务派遣、业务外包及非全日制。
有专家判断，灵活用工会成为用工的主流趋势。
1、雇主对于降低成本、增强企业活力与创新力的需求与日俱增。
于成本角度而言，传统的基于雇佣形成的标准劳动关系，面临社会保险、工时、假期、解雇保护等各种政策成本的压力，以及如何激励、如何留人的管理成本压力。
于企业创新能力而言，过于庞大的企业组织、过于僵化的管理要求、过于复杂的管理流程、过于固化的职能角色与岗位层级、过于僵化的雇佣关系，无疑是一种伤害。
基于平台、基于外包、基于各种合作的“灵活用工”，正好顺应了 VUCA 时代（易变、不确定性、复杂、模糊）的发展趋势。
2、雇员对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方式、工作自主性的需求在增加。
与工业化时代相比，技术、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机会与挑战，市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新生代的雇员大多是拥有了相对自主能力的知识工作者，他们学习能力很强，获取信息、资源的成本很低，他们不再为养家糊口而工作，他们对组织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他们更加有资本选择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显示，2016年，我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比上年增长1亿人左右，分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6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6%的劳动力人口。
2016年，新经济带动其他行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8.1%，而新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为6.4%。灵活用工大大增强了劳动者就业的灵活性，不少出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更加青睐有互联网背景的就业岗位，比如自由撰稿人、网络主播、私人教练、翻译等等。
在共享经济大潮下，从“单位人”到“平台人”的转变，是灵活用工市场不可扭转的趋势。
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用工和社保等制度。
工业时代形成的雇佣关系，在新时代发生了倒退，今天，各种合作关系在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内部越来越普遍。雇员与企业的关系越来越平等，人力资本在崛起。
我觉得，“灵活用工”可以一片红火，成为风口；但是，不厘清灵活用工各方的关系与责任，未来恐又是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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